第40章 重庆暗线揪内鬼 (1/3)

《孤锋照山河》第一卷《淞沪烽火（1937–1938）》

第四十章：重庆暗线揪内鬼

民国二十七年正月十二的重庆，嘉陵江面上还飘着薄冰。令狐靖远站在朝天门码头的石阶上，把军大衣的领口又拉高了些——江风裹着湿冷的雾气，往骨头缝里钻，比武汉的湿冷更添了几分凛冽。身后的帆布包袱里，除了换洗衣物和那把汉阳兵工厂得来的军工铲，最要紧的是李承干临别时塞给他的《炮弹引信改良草图》，边角用蜡封了三层，藏在铲柄的空心夹层里。

“令狐处长？”一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年轻人快步走过来，手里捏着张烫金名片，递过来时腰弯得恰到好处，“侍从室二处的沈副官，奉命来接您。戴局长说您今日抵渝，特意让我在码头候着。”

令狐靖远接过名片，指尖触到“沈明远”三个字的凸纹，抬头打量眼前人——二十出头的年纪，眉骨高，眼窝深，说话时眼神总往他包袱上瞟，倒不像个纯粹的副官。“沈副官。”他把名片揣进内袋，声音压得平稳，“劳你等了。”

“不敢当。”沈明远笑着侧身引路，“车在那边，委员长下午要召见，戴局长让您先去军统总部换身行头，别失了督察处的体面。”

码头边停着辆黑色轿车，车头挂着“军事委员会”的铜质徽章，车胎上还沾着黄泥——看方向，是刚从郊外开回来的。令狐靖远弯腰上车时，故意把包袱往座位底下塞了塞，眼角余光瞥见沈明远的手在车门把手上顿了顿，像是在确认什么。

“戴局长说，这次让您掌侍从室反特调查组，是委员长亲自点的将。”沈明远坐进副驾驶，回头递过来个牛皮纸信封，“这是调查组的名册，一共五个人，都是从军统和中统挑的尖子，您先过目。”

令狐靖远拆开信封，里面是五张泛黄的纸，钢笔字写得工工整整：组长令狐靖远，副组长赵立群（军统译电科科长），组员李芳（中统档案科干事）、王勇（宪兵司令部副官）、陈默（侍从室文书）。最底下一行是戴笠的朱批：“诸事可迳呈，不必循常规”。他指尖在“李芳”的名字上划了划——中统的人混在调查组里，季源溥倒是会钻空子。

“戴局长还有话。”沈明远忽然凑近了些，声音压得极低，“说侍从室近来不太平，密电总走漏风声，前几日委员长赴成都的行程，竟有日特在双流机场附近窥伺。这次让您来，就是要把这根‘内鬼’给薅出来，不管是谁，抓了再说。”

令狐靖远没接话，把名册塞回信封。车过通远门时，他掀开车帘一角——城墙根下挤满了难民，破棉絮裹着的孩子趴在石缝里啃红薯，穿灰布军装的宪兵背着步枪来回巡逻，枪托上的刺刀在惨淡的日光下闪着冷光。这就是战时的陪都，一边是中枢机构的森严，一边是黎民百姓的仓皇，像块被揉皱的锦缎，好料子还在，却满是扯不开的褶子。

军统总部设在曾家岩一栋青砖小楼里，墙头上架着机枪，哨兵见了沈明远的车，抬手敬了个礼就放行了。戴笠早在二楼露台等着，穿件深灰色绸袍，手里捏着个紫砂茶壶，看见令狐靖远上来，把茶壶往石桌上一放，指着旁边的藤椅：“坐。路上没出岔子？”

“托局长的福，顺顺当当。”令狐靖远坐下时，军大衣的下摆扫过藤椅上的棉垫——是新絮的，软乎乎的，倒比侍从室的排场实在。“武汉那边，李承干先生把引信改好了，薛岳将军的人已经去拉炮弹，说是三月初就能送往前线。”

“炮弹的事不急。”戴笠给他倒了杯茶，茶汤是琥珀色的，飘着茉莉香，“委员长急的是侍从室的内鬼。前儿个我去见委员长，他指着桌上的密电稿说‘戴笠，你看，这还没发出去的东西，日本人怎么就知道了’？我当时脸都烧得慌——你是委员长的同乡，又是黄埔四期的，这事只有你办，委员长才放心。”

令狐靖远端起茶杯抿了口，茶香压下了嘴里的江风味。“局长，侍从室的人都是精挑细选的，怎么会有内鬼？”

“精挑细选才更要防。”戴笠从袖袋里掏出个小本子，翻开时纸页沙沙响，“你看，这是近三个月走漏的情报：十一月委员长赴洛阳，日军侦察机在三门峡上空盘旋；十二月武汉军委会会议，日军第二天就调整了华中兵力；上个月委员长要去成都，双流机场附近居然搜出了日特的电台。桩桩件件，都像是有人在旁边递话。”他把本子往令狐靖远面前一推，“我查了半个月，没查出头绪。侍从室的人嘴都严，又都是熟人，谁也不好下手。”

令狐靖远翻着本子，看见“十二月武汉军委会会议”下面画了道红杠，旁边写着“译电科李敬堂经手”——这名字有点耳熟，好像在长沙谍案的卷宗里见过。“局长，您怀疑译电科？”

“不好说。”戴笠往椅背上靠了靠，袍角滑到地上也没管，“译电科七个人，都是跟着委员长从南京过来的，按说不该有问题。但密电总得经他们的手，要走漏，他们最方便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，“调查组的人你别全信，尤其是那个李芳——季源溥塞过来的，说是‘协助’，指不定是来盯梢的。你自己拿主意，需要什么人手、器材，直接跟我说。”

令狐靖远把本子合上，递回去时指尖碰了碰戴笠的手——冰凉，还在微微抖。他忽然想起黄埔时的事，那会儿戴笠还是个学员队的中尉副官，总揣着本《曾胡治兵语录》，谁也想不到后来会成军统的掌舵人。“局长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“委员长三点见你，还有一个时辰。”戴笠看了看怀表，“我让人给你备了身军装——少将衔的，你现在是督察处处长，得有个样子。”他拍了拍令狐靖远的肩膀，“靖远，这事办好了，你在委员长跟前，腰杆就能挺得更直。”

换军装时，令狐靖远才发现肩章是新做的，金穗子还闪着光，领口的星徽沉甸甸的——实衔少将，比在上海的虚衔实在多了。他对着镜子理了理衣领，看见镜中人身后站着个勤务兵，正往他换下的军大衣口袋里塞东西，手速快得像偷东西。“你干什么？”

勤务兵吓了一跳，手里的小纸团掉在地上，慌忙捡起来塞回口袋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没、没干什么，处长，我看您大衣口袋破了，想帮您缝缝。”

令狐靖远没拆穿——纸团里裹着的，多半是沈明远让他递的话。他扣上军装的最后一颗纽扣，转身往外走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”

去侍从室的路上，沈明远没再说话，只是时不时从后视镜里瞟他。车停在中山四路的一栋洋楼前，门楣上挂着“国民政府侍从室”的木牌，门口的哨兵比军统总部的更精神，步枪上的刺刀擦得能照见人。令狐靖远下车时，看见楼前的玉兰树光秃秃的，枝桠上挂着个鸟笼，里面的画眉蔫头耷脑的，见人来也不叫。

“二处的周主任在楼上等您。”沈明远引着他往里走，走廊铺着红地毯，踩上去没声音，“周主任是侍从室的老人，您有什么事，问他就行。”

二楼的办公室里，周主任正趴在桌上改文件，头发花白，戴副圆框眼镜，见令狐靖远进来，推了推眼镜起身：“令狐处长，久仰。委员长让我把译电科的钥匙给您——从今天起，译电科就归调查组管了。”他递过来串铜钥匙，上面挂着个木牌，写着“译电科”三个字，“科里七个人，都在里头忙呢，您自便。”

译电科在走廊尽头，门是磨砂玻璃的，隐约能看见里面的人影。令狐靖远拧开门锁，一股油墨味混着煤烟味扑面而来——七个人都坐在桌前，有的在抄电码，有的在翻密码本，见他进来，都停了手，齐刷刷地站起来。

“诸位不必多礼。”令狐靖远把钥匙放在桌上，目光扫过众人——靠窗的位置坐着个穿蓝布旗袍的女人，三十来岁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手里捏着支钢笔，笔尖还滴着墨水；她旁边是个戴瓜皮帽的男人，手指短粗，正往密码本里夹纸条；最里头的角落里，一个瘦高个背对着门，正往火炉里添煤，肩膀动了动，像是没听见动静。

“这位是军事委员会督察处的令狐处长，委员长亲自派来的。”周主任跟在后面进来，拍了拍手，“从今天起，译电科的事，令狐处长说了算。你们都把手里的活停了，给处长汇报汇报近来的工作。”

没人说话。穿旗袍的女人把钢笔往桌上一放，发出“咔”的一声，打破了沉默：“处长，我是译电科的李娟，负责跟重庆总台联络。这是近一个月的密电收发记录，您过目。”她递过来个牛皮纸文件夹，指甲涂着淡红的蔻丹，在灰扑扑的屋里格外扎眼。

令狐靖远接过文件夹，没翻开，先看了看李娟的手——指尖干净，没有寻常译电员的老茧，倒像是常年拿笔的。“李干事辛苦。”他把文件夹放在桌上，又看向那个戴瓜皮帽的男人，“这位是？”

“我是王庆祥，管密码本的。”男人声音沙哑，像是喉咙里卡了痰，他从怀里掏出个布包，放在桌上打开——里面是七本密码本，封皮都写着“绝密”，“这是今年的密码本，都在这儿了，一本没少。”

令狐靖远拿起最上面的一本，翻开第一页——是“樱花密码”，跟上海截获的日军密码有点像，只是字母间隔多了一个。他指尖在“1月10日”的日期上停了停，抬头看向王庆祥：“1月10日的密电，是谁译的？”

王庆祥眼神闪了闪，往火炉边瞥了瞥：“是、是老杨译的，他今天请假了。”

“老杨是谁？”

“杨明远，译电科的老伙计了，从南京跟着过来的。”周主任在旁边搭话，“昨天他儿子生急病，请假去乡下了，得后天才能回。”

令狐靖远没再问，把密码本放回布包。火炉边的瘦高个终于转过身，手里还捏着煤铲，脸上沾着黑灰：“处长，我是陈福，烧炉子的。您要是冷，我再添点煤。”

“不必了。”令狐靖远摆摆手，目光落在陈福的鞋上——是双新布鞋，鞋底却沾着泥，像是刚从外面回来。“陈师傅，这炉子烧的煤，是从哪儿买的？”

陈福愣了一下，把煤铲往墙角一放：“是、是总务处送的，说是从山西运过来的好煤。”

“哦。”令狐靖远没再追问，转身对周主任说，“周主任，我想单独跟王干事谈谈，麻烦您带其他人先出去。”

周主任愣了愣，随即点头：“好，好。”他给李娟使了个眼色，带着其他人往外走，出门时还特意把门带上了。